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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安定名医访谈第2期 | 渠玉蓉:一颗仁心铸医魂



她,74岁高龄,儿孙满堂,本该颐养天年,却仍然坚守临床一线,倾尽光热,把造福患者精神健康,当成一辈子的追求;她,新中国早期的医学大学生,才华出众,却热衷一线,选择地位不高、待遇不高,危险系数高的精神医学,无怨无悔,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患者身边;她,从事精神疾病诊疗40多年,康复案例无数,仁心仁术,被患者誉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她,热衷实践潜心研究,用毕生心血积攒了大量宝贵经验,结出累累硕果,为山西精神卫生诊疗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业界有口皆碑的知名专家。她,就是太原安定医院专家组成员,原山西省精神卫生中心病区主任、原山大一院精神科专家,太原市政协委员,主任医师渠玉蓉。




为人民健康事业奋斗



1944年,渠玉蓉出生在山西太谷。战火纷飞中,那时的太谷相比许多地方优越许多,每天,都有为数众多的伤病员、逃荒者从四面八方涌来。“每当有伤兵来到村庄时,父母总是去送水送饭,当遇到逃荒讨饭的人,母亲也总会给逃荒者袋子装满粮食”。父母的耳濡目染,造就了渠玉蓉善良的心灵,见过太多因伤因病失去生命的悲剧,渠玉蓉的心里埋下了一颗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种子。

新中国成立了,渠玉蓉赶上了国家教育的大好政策,一路念到了高中。“其实当时我的数理化还是很好的,可以选择做工程师,或者做文史类的老师。”不过最终,渠玉蓉选择了儿时就埋在心底的那份理想——1963年,渠玉蓉报考了山西医学院医疗专业(山西医科大学前身),并以优异的成绩被成功录取,开始了她为之奋斗一生的从医之路。


1968年,经过5年专业学习的渠玉蓉顺利毕业,抱着一颗“为人民健康事业奋斗”决心,渠玉蓉积极响应毛主席“为广大农民服务,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精神,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昔阳县大寨卫生院,成为了一名全科医生。


那时的大寨是全国学习的榜样,大寨卫生院自然也是全国各地医疗机构关注和支持的品牌卫生院。但是,毕竟是乡镇医院,卫生院的各项设施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渠玉蓉没有选择退缩,反而把艰苦条件当成是十分珍贵的历练。9年多里,她全情投入、尽心尽责,把最好的青春留在了大寨,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感情,也让她更加坚定了人民健康事业奋斗的信念和决心。

本来决心终身扎根大寨的渠玉蓉,在一次偶然的下乡义诊中改变了从医轨迹。


这一天,渠玉蓉被安排跟随太原精神病医院的义诊服务队一同下乡巡诊。巡诊中,那些衣衫不整、目光呆滞,被关锁在牢笼里的精神病人深深震撼了渠玉蓉的心,渠玉蓉深切地感受到,原来精神疾病会比生理疾病带来更大的危害。义诊结束后的渠玉蓉了萌生了做精神科医生的想法,但是当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周围人时,却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认为精神病的医生肯定也有精神病;精神病院那可不能去,去了没病也要成了精神病”。然而,渠玉蓉就是那样的执着,下定了决心的她义无反顾。1977年,她如愿来到了“没人愿意来的”太原精神病医院,步入了“不被任何人看好的”精神卫生领域。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因为热爱所以钻研,渠玉蓉边学习边实践,有优厚的医学知识做基础,短短的几年时间,她很快熟练掌握了大量精神疾病诊疗工作方法和经验。兢兢业业的付出,为渠玉蓉赢得了宝贵的机会。1983年8月,渠玉蓉成为唯一代表山西,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精神科医师培训班。在外人眼里,这绝对是搭上了晋升职位的直通车,可是,回到医院见到院长后,渠玉蓉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院长,你看那个病房最累就让我去哪里吧,我去参加培训也就是为了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决定,渠玉蓉在太原精神病医院的女病区一呆就了30年,期间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2004年,渠玉蓉刚一退休就又被医院返聘,在病区坚守10年后,渠玉蓉受到山医大一院邀请,成为该院精神科的专家组成员。2016年,本欲颐养天年的渠玉蓉在太原安定医院的盛情相邀之下,在目睹医院良好管理和服务水平,正式加入到了“与她风格合拍”的太原安定医院,成为医院专家组成员,继续着她“为人民健康事业奋斗”的光荣梦想。


我的案例可以出本书


渠玉蓉当时选择的女病区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由于当时女性地位并不高,大部分病患也没有工作,病人大多在稍有好转的时候就被会办理出院,女病区一个月的病人的流动就相当于男病区一年的人数。“我的案例可以出本书”渠玉蓉笑着说,给我们讲起了一个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记得我接诊的患者中,有一名中学生,很帅的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在学校总是很难和同学相处,家属从没考虑过孩子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三番五次为他换学校,结果情况愈演愈烈。后来实在没办法找到了我。我一了解,发现这个孩子非常敏感多疑,认为别人聊天就是说他坏话,关门有声音就是对他不满,认为别人总是看他,事事都在针对他。我当时诊断他有很强的妄想症状,是典型的精神分裂,当即安排他入院治疗。孩子当时很不配合,逮着我就跟我说:我没病为什么让我住院,什么时候让我出院?我就笑着对他说:等哪天你认为之前自己真的病了你就可以出院了。我也很关注这个孩子,没事就找他聊,关注他的用药,渐渐的,孩子问我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直到有一天,他找到我,认真地对我说:渠主任,我发现我之前确实是不正常啊。我说,你真得认为之前自己病了?真的,真的,说着说着,他自己挠着头笑了。我就对他说,孩子,你可以出院了。后来,这个孩子恢复的非常好,考上了大学,家庭圆满,每年逢年过节都要给我发信息。”说到这里,渠玉蓉露出满脸欣慰。




   “哪个精神科医生没被病人打过?”渠玉蓉为我们讲起了另一个十分惊险的故事。


“有一次,一个刚住院的病人发了病,她自称是神仙,不肯吃饭也不吃药,我过去和病人交谈发现病人非常躁狂,大声斥责我‘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和我这么说话?’路过的老主任恰巧听到,并试图安抚病人,我眼看病人就要发病无法控制,连忙挡在老主任身前,结果被病人揪住头发,十个指甲从我脸上划了下来,当时我就鲜血淋漓。事后,病人被约束起来,我因此病休了很长一段时间”。说到这里,渠玉蓉没有难过的神情,反而一脸微笑。“我上班以后,还专门找我道歉,非要给我罐头。我说,你只要按时吃药、吃饭,我就原谅你。后来,她康复出院了,还和我成了好朋友”。


一个不合格的母亲的期待


“别人都说你是好医生,为啥对我这么严?”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大儿子。渠玉蓉热爱事业,尽职尽责,对待病人更是体贴入微,人人都说她是一个好医生,但是,正是因为太专注事业,从小陪伴儿子的时间特别短,平时对儿子也特别严格。“当时单位压抑了一天,回家也会对孩子发脾气。”回想起以前,渠玉蓉显得有点后悔。“记得,那会报志愿,其实他的文化课很好。本来希望他上个好大学,可是他执意当兵,而且还要去西藏。”渠玉蓉说“我当时觉得他心智不成熟,意气用事,当时医院正好成立心理咨询科,我就提出给他做个心理测试,可是他却说:说个啥你也跟你们医院扯,你关心过我吗?‘干脆把我关到你们医院吧’”回忆起这些,渠玉蓉的眼圈泛了红。“后来,儿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当了兵,成熟后的儿子也来越来理解我了,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随着距离疏远,反而越来越亲密了。”讲到这里,渠玉蓉露出欣慰的微笑。


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渠玉蓉渴望家人的理解,更期盼的是全社会对精神卫生的理解和支持。



精神疾病群体需要的不仅仅是重视,更多的是正视”,渠玉蓉清楚地记得1987年在政协大会上,当介绍自己是精神病医院大夫的时候,很多人对她说“恢复的这么好?”


“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对精神病有偏见。”在中国精神病污名化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人们似乎已经内化成一种观念:精神病就是异类、精神病一定是丑陋的。“精神病患者也是平等的公民,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渠玉蓉期待全社会都能像她一样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能以温和的态度关爱精神病患,尝试理解亲人好友的痛苦,而不是排斥、轻视或以不体恤的话语伤害他们。除了要更加关注精神病人群体,渠玉蓉主张医生要多为病人考虑,开最少的药,达到最大的效果。“很多重性精神疾病都需要终身服药,如果一味的只开贵药,开进口药,而枉顾病人的承受能力,很容易导致病人断药,一旦断药复发后,情况就会更加严重。”渠玉蓉这样说,也正是这样做的。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选择做精神科医生。”骄傲和自豪写满渠玉蓉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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