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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仰: 关于老去的三个故事|一席演讲

大家好,我叫周仰,我是一位摄影师,今天我分享的是三个关于老去的故事。我的分享可能不像前面几位那么欢乐,当然我也不是来催泪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三个故事,给大家带去一点将来变老的希望。

这张照片是2009年我去英国学习之前拍摄的我的外婆。




我其实是由外婆带大的,但是大学四年因为住校,我们不是那么经常地在一起。去英国之前的一个暑假,我突然就被外婆衰老的状况震惊了——她几乎每天都要问我,你是哪天的飞机?有没有小伙伴跟你一起去?

我在英国读的是报道摄影专业,毕业时需要我们去拍摄一组作品,我在提案的时候就想好要用影像去探讨“衰老”这个话题。

我在英国读到了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的一篇文章,叫作《如何变老》( How to grow old )。文章里面说,人最后就像小河进入大海一样,非常地平静,没有痛苦。我就想是不是英国会有这样的一些老人,他们就是很平静的状态,所以我决定在英国做这么一个毕业作品。

调研应该是从2010年4月份左右开始的。我发现伦敦这个地方有很多衣着非常时髦的老人,他们会自己去逛街购物。





我也尝试过去进行街头搭讪,但我其实更希望和老人单独一对一地交流,能够有更深入的一些交谈,而不是街头上的偶遇,所以我就开始找别的途径。

这可能是我们不太会在中国看到的场景。





在调研期间我发现,英国原来有一个“退休人士议会”( Pensioners’ Parliament ),其实就是退休人士自己组织起来,每年在英国的一个叫作布莱克浦( Blackpool )的地方去开会。

在大会之前,他们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游行入场:来自英国各地的老年人的团队,他们都会带着旗帜过来,然后汇聚到一个大厅当中,去表达自己各种各样的诉求。





因为当时英国也在考虑推迟退休年龄,所以他们也在讨论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们也会讨论养老院虐待老人该怎么办等等。这些议题都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离牛津街不远的老人公寓,其实就是照片上这么一幢房子。它跟我们国内熟悉的养老院不一样,它的每一套房都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所以每一位老人都是独自居住的。




这个公寓楼有一位经理,她当时50岁左右。我就跟她说,我是威斯敏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的学生,我在做一个拍摄作品,想看看公寓里的老人愿不愿意参加我的访谈。她说好啊,你写一个公开信介绍自己和这个拍摄项目,然后她就把信贴在了公寓门口。




我要介绍一下我的照相机,它是我在英国的相机市场买到的。我想用这么一个属于他们年代的物品去拍摄他们,这样可能会更有交流的感觉。这个相机对焦也需要花很长时间,反而可以和老人们有更多的交流。





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是我拍到的第一位老人,他当时应该80多岁了,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嬉皮士。他也是当场就定好日子,说,你明天就来采访吧。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日程本,是需要预约的,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的老人一样,好像在家都没什么事情。他当时兴致非常好,还弹吉他给我听。那时候他刚刚跟一位40多岁的泰国女人结婚,还给我看照片,非常有意思。

这位老太太我一直在公共空间遇到她。其实我当时只要不上课,就到公共空间去坐着,看看有没有人路过,能不能顺便约一个时间。她每次过来就开始跟我聊,聊她以前做过的事情。





她以前在海上经商,去远东、香港做过贸易等等。她说话非常有意思,所以每一次不知不觉我们就聊了一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

每次结束的时候她就说:“对不起,我又占用了那么久的时间。”这句话其实给我很多触动。我本来想着,我去拍这么一个作品,一方面是为了要毕业,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去了解老年人,但总的来说可能是我从他们身上去索取一些什么。但通过她的这句话我发现,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对于老人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这位也让我很有触动。她70多岁,中过风,只能坐着,没有办法去完成很多日常生活的事情。但是她的态度非常乐观,非常幽默。我跟她访谈的时候,她说了一个故事。因为生活起居都需要护工帮助,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要上厕所就按铃,按铃之后会有护工上门来。





但是那天正好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她上完厕所之后小伙子突然很惊慌地说,难道我还要帮你擦屁股吗?这位老太太就十分幽默地说:“是啊,我现在就是个老婴儿,你什么都得为我做。”她用一个玩笑就轻易化解了这种比较尴尬的场景,这样的一个态度让我非常触动。

这一位是在退休之后去追求学位的。其实我在采访当中会问很多抽象的问题,比如你怎么样去定义老年?她就会说:“其实老年人非常多样化,我们的相似之处就只有年龄。”





比如说这一位,拍摄的时候已经90多岁了。她是BBC一位很有名的演员,当时虽然她不再出镜演出,但还是会去做很多配音工作。她就会说:“只要BBC打电话来说‘我们派车下来接你了’,我就会立刻跳上车,因为我随时准备去接受新的冒险。”




这一系列的问题当中,我最关心的一个就是他们是否害怕老去。所以我会问他们:“你们恐惧吗?”这一位86岁的玛格丽特说了一句话,她说:“恐惧不能改变我们都要变老的事实,所以不如把精力投入到更有价值的事情当中去。”




这第一个故事就是我在英国做的一个关于老去的非常片面的抽样调查。因为正如刚刚有一位老人所说,他们非常多样化。在英国当然也存在那些足不出户,可能整天看电视的老人。我不能说这个调查代表老年生活更真实的一个状态,它只是让我看到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可能性。




2010年末回到上海之后,我开始拍摄我的外公外婆。




其实在2008年为他们办金婚典礼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拍外公外婆的生活。当时我观察到外公对外婆非常照顾,总是去牵她的手,会帮她整理衣物等等。




实际上当真正开始拍,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外婆已经患了阿尔茨海默病。我想,在出国之前,她每天重复去问问题的状态就是短期记忆力的消失,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早期症状,甚至是是中期症状了。只是我们当时都以为她是自然的老化。

等到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她的记忆变得更差,有很多词汇说不出来。虽然我们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她眼神还比较地清澈,好像看上去没有生病,但其实这个时候她的头脑已经比较混乱了。




她常常叫不出一些东西的名字,在家里会到处找东西,你问她找什么,她说我找那个圈。但是你不知道她到底是找银行卡,还是找遥控器,这些名词她都说不出来,所以都用圈来代表。另外她有时候双手经常会不自觉地去抓挠自己的皮肤,很容易抓破。

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几乎是需要有人24小时盯着。因为我妈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女,所以这个重任就落在我妈身上。所以我的拍摄主题就开始变成外婆的阿尔茨海默症,以及我们全家去应对它的一个过程。




拍摄持续了三年,2013年夏天我外婆去世了,在那之后我才去编辑所拍到的所有照片。最近这个摄影集完成了众筹,下个星期就准备去印刷厂印刷。在编辑的过程当中,我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纪实的项目,还去探讨了更多与记忆有关的事情。




外婆年轻的时候在印染厂中设计图案,我找到了很多她当时贴的满满一大本的手绘图案的本子。我希望在最后这个画册编辑的时候,把她当年的这些记忆跟现在的阿尔茨海默症的状况结合在一起。




我们当时一直认为,虽然她叫不出我们的名字,在后期她也搞不清楚我们的关系,但是她可能记忆并没有消失,只是在脑子非常深的地方,她没有办法把它调取出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幻想也好,期望也好,我就把这样的一种期望带入我的编辑当中。




比如这个时候应该是2011年的夏天,外婆会搞不清楚现实和电视。


电视机开着,她虽然和外公一起坐在沙发上,却会跟电视机里的人去对话。我在编辑的时候想,她是不是也可能在脑子里出现了曾经她和外公一起散步在某个河边的一个片段。

她会重复地做很多事情。可能洗过一次脸了,过了半个小时又去洗一次,不断地去重复。随着这个疾病的发展,人的协调能力也会丧失。有一天晚上外婆从床上摔下来,我们就发现其实家里已经不太能去照料这么一个病人,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的护理设备。




我们试图让她在医院里面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她开始不愿意走路,因为走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动作,但对她来说怎样去迈出一条腿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每天我的妈妈会让她在走廊里面去练习走路,但每次都很煎熬,她走了两步就不愿意走,最终只能开始坐轮椅。




从2011年夏天到2012年初,我们还是试图在家里面去照料她。比如我们会喂她吃饭等等,但是已经非常困难。她的吞咽功能、咀嚼功能都在丧失,她会把一口饭含在嘴里很久很久,就是不吞下去。她可能是嚼着嚼着忘了,也可能是她的喉部没有力气,所以这个很危险,很容易呛到气管。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妈妈经常会跟她有很多冲突。在编辑当中我也想说,其实虽然在冲突,她是不是有可能还会回想起曾经这么亲密的母女两个人的感觉,比如我妈妈给外婆洗澡。




在洗澡的画面之后,我又看到了外婆以前画过的一条鱼。我也会想象,她会不会在那个瞬间想起来,自己曾经画过这么一条热带鱼。


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有勇气去拍家人生病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到后来,拍摄已经不再是为了获得照片,而是给你一个接受眼前事实的方式。

这也是照料当中的一些过程。



到2012年春天,我们就决定或许应该送她到一个比较好的养老院,这样有工作ag官网能够24小时地看着。因为我外公那时已经接近90岁,他的心脏也不好,我们无法同时在家中照顾两位老人,所以外婆最后一段日子其实是在养老院当中度过的。

我记得在外婆去世之后,在2014年,我有一次读到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 Ian McEwan )的小说《星期六》( Staurday ),它里面有一段描述,主人公去养老院看他母亲,就感觉好像“捧着鲜花去坟墓”。因为他的母亲不会期待他的到来,他去了之后母亲也不会跟他说任何话。

这样的一段描述,我觉得非常准确地说出了当时我每天去看外婆的一个感受。确实是这样,因为外婆已经叫不出我们的名字,几乎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用语言去交流,所以我每天去看她可能只能互相坐着,大眼瞪小眼。

我最多可以给她一根香蕉,因为这样的柔软的食物它不会引起一些问题。那个时候她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去嚼,所有的饭菜都是用搅拌机打碎了,然后一口一口喂给她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家人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折磨。你会发现原来这么亲密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就不认识你了。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年多。其实除了记忆,外婆的身体一直还不错,但是当时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不能离开上海很久。

到2013年夏天,我感觉好像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就决定再去英国住几个月,然后做一些采访。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那年夏天上海特别热,有连续几天40多度的高温,所以养老院就开了空调。

由于外婆的疾病,她没有办法说自己冷了或者热了怎么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着凉了,然后引起了肺部感染,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当时她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六七天,每天只有半小时探望时间,我在书中放了一张重症监护室窗帘的照片暗示这一过程。虽然我们决定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但在重症监护室里她的状态已经非常痛苦,插了鼻管,戴着一个氧气面罩。这让我们觉得一种无力感。

其实在重症监护室我拍到了外婆看起来很痛苦的一些画面,但最后我都没有放到我的摄影书中。


一个星期之后,她好像有些好转,我就回到英国继续去做采访。一个月之后的一天,我在另一个城市采访一位英国摄影师,我们居然聊了很多跟死亡有关的话题。恰恰那一天在回伦敦的火车上,妈妈打电话来说外婆走了。所以我当晚就买机票回到上海,参加最后的遗体告别仪式。




最后有几张在当时拍摄的照片,其实在这个告别式上,我发现外婆的表情非常平静。

如果是亲人突然去世,很多人可能会有很大的悲伤,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说,这种非常巨大的亲人离世的悲伤,似乎在最后这三年当中,在每一天的悲伤当中,已经被稀释掉了。最后我们感觉好像外婆也解脱了,我们也解脱了。


这就是第二个故事。我今天确实不是来催泪的,希望大家没有哭。其实,与此同时,就是2012年到2017年期间,我也在上海做一个与英国的毕业作品类似的老人肖像的拍摄项目。这个项目与《漫长的告别》形成了一种平衡,回过头来看,两个项目似乎是相互补充的。


▲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安排老人活动。上海,2013

为什么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上海老人的这种生态也非常多样。我在这边也是延续了英国的做法,希望到一些老人家中去进行一对一的采访。这个项目叫作《如何变老》,它受到了腾讯“谷雨”计划的支持,2017年重阳节的时候在“活着”栏目发布。

当然我同时也看到各种不同的现象,比如说公园当中有老人每天自发过来进行大合唱。


▲ 复兴公园内的“长寿合唱团”。上海,2017

也有老人每个周日下午在高级酒店顶楼的酒吧里面,去举办“老克勒”舞会。


▲ 上海豫园万丽酒店顶楼的夏威夷舞会。上海,2017

其实“老克勒”也是上海很独特的一个文化现象,那些老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接触到一些西方的文化。


▲ 夏威夷舞会。上海,2017

他们这一批人可能在退休之后依然保持了一种比较精致的、小资的生活状态,经常去舞会,去喝咖啡、下午茶等等,随便出去走走也要穿个西装打个领带。


▲ 何建华(左)与王津华(右 ),拍摄时均为86岁。何建华退休后被一家律师事务所返聘,直至80岁。上海,2013

在这个调研当中我就发现,很多人在退休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乐趣。比如这一位,他年轻的时候是船舶工程师,退休之后不能再造真正的大轮船了,所以他开始改造船模。所有材料都是自己做的,包括马达。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去公园的小河里放他的船模。


▲ 邵津骅,拍摄时80岁。上海,2012

这位是我外婆以前的同事,他是学油画的。因为当时被分配在图案设计的一个工作室里面,他就只能为人民服务,画当时所需要的比如工农兵建设这些图案。等他退休之后,他说终于能够拿起画笔为自己画画了。


▲ 肖星伟,拍摄时74岁。上海,2013

这一位,据她说她年轻的时候算是大家闺秀了。因为一些变故,最后只能在工厂当女工。她一直很喜欢文艺,等到退休之后就去报了老年大学的写作班,然后写了自传出版,记录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据说她现在每星期还会在家里办写作沙龙,俨然就是一种沙龙女主人的感觉。


▲ 顾如梅,拍摄时85岁。上海,2012

这一位据说是中国最早一位跳伞的女性,她在90多岁的时候还参加过达人秀。当时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在给我们展示自己自创的一套健康操,她说练了她这个操就可以身体非常好,不会生病。


▲ 匡壁如,拍摄时96岁。上海,2012

在上海,有一些人在退休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乐趣,也有不少的一些人过着一种退而不休的生活。

比如说94岁的指挥家曹鹏老师。他说退休之后能更加投入到音乐中了,因为之前还必须做一些行政的工作,而现在则可以更加专心于音乐。他目前是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指挥,也致力于“天使之音”沙龙,用音乐帮助自闭症儿童。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刷屏的新闻,说曹鹏老师带领交响乐团在意大利演出结束,从罗马回来的飞机遇到了延误,所以他们在罗马机场进行了快闪演出,演奏的是《我的祖国》。我记得采访中曹鹏老师说,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和年轻人在一起,和家人在一起,和音乐在一起”。


▲ 曹鹏,拍摄时92岁,指挥家。上海,2017

这位是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他也非常忙,我也约了他好多次才得以拍摄。虽然他在采访当中提到,70岁之后自己好像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但他依然是继续活跃在舞台上。


▲ 蔡正仁,拍摄时77岁,昆曲表演艺术家。上海,2017

这一天是他们要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昆曲《长生殿》,他的行当是“大官生”,在舞台上,他扮演的是唐明皇。现在的演出中,蔡老师可能不会唱全本,但是至少有几出非常重要的戏,比如说《惊变》《埋玉》,都要由他来唱。关于退休,他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述,他说:“退休要是不唱了干吗呢?难道就两眼一瞪看天花板吗?”

法语翻译家马振骋老师,他翻译了很多法国哲学家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的作品,也受了蒙田的很多哲学思想的影响。你可以看到他的的工作台,他现在也是每天都会站在这个台子前面手写翻译几页书。虽然他的进度非常慢,但依然可以保证一直在进展。


▲ 马振骋,拍摄时82岁。上海,2016

最后这一位是上海译文制片厂的曹雷老师。她现在虽然译制片的工作不多,但是因为我们朗诵热的兴起,她经常要去进行朗诵、演出,也是非常繁忙的一个人。她曾经得过癌症,康复之后她说好像感觉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所以非常珍惜时间。


▲ 曹雷,拍摄时77岁,著名配音演员。上海,2017

这是她桌上摆的一个台历,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日程表非常之满。我是在2017年4月份加到了她的微信,一直到9月份才见到她。


▲ 曹雷老师的日历。上海,2017

其实经过了这样几个不同的项目,我对于老年的状态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发现我们平时一直说要尊老,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经常把老人当作一个负担,或者一个被动的接受的客体,比如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留守老人的报道。我当然也不能说我拍到的这些积极的老人就一定是老去的真相,我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拍摄去寻找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 老照片。上海,2012

我也希望这么一个项目的目标受众,正是和我差不多年纪、尚属于青年范畴的人。希望我们看了之后,能够减少一些对于老去的恐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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