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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际明:杨慎经学方法与明代学术变迁(一)

自宋代理学大兴,尤其是在明代取得学术思想界的独尊地位之后,经学研究以四书学为中心,以四书之义理为典范,作为训释五经的纲常,串讲五经大义。理学心性之论成为儒学的核心议题,对五经的兴趣日渐衰减。明代中叶以前的大儒,如曹端、吴与弼、胡居仁、陈献章等,其著述大抵是对理学修养方法与道德践履的体认。理学家于五经最重视《周易》,如薛瑄的《读书录》论及太极观、体用一原、理气之辩等问题,曹端的《周易乾坤二卦解义》旨在阐发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蔡清的《周易蒙引》与朱子易学在义理上的探讨。这些皆主于义理而疏于考索,故其经学研究有所偏。

陈献章画像 

明永乐年间,政府主持编有《五经大全》,篇幅甚巨,但此书备受批评。如皮锡瑞称:“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顾炎武谓:《春秋大全》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诗经大全》全袭元人刘瑾《诗传通释》。其三经后人皆不见旧书,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经学之废,实自此始。”皮氏对清儒与今文经学之外之学术的评论颇为刻薄,但明代官修《五经大全》不为人所重则是事实。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明代崇尚理学,以道德践履为旨,不甚重文之故也。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因元儒于经学上疏解程朱之学已大抵完成,明儒在此方向上空间不多,故疏于经学考论,而在心性论上努力突破,以至于心学大兴。对于明代理学与心学疏于考证之缺点最早具有清醒认识,并力图以自己的学术活动矫正之的,当属蜀人杨升庵。

 

一、杨慎对宋明理学的批评


理学在明代蔚然成风,但自明中期以来,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持批评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如王廷相、罗钦顺在理气关系等问题上持有异议,不过他们的运思受理学影响很大,可算是广义上的理学家。与他们不同的是,杨慎跳出了理学,站在理学之外,从更宽广的学术视角来批评理学,尽管他在一些方面的思考与理学是一致的。丰家骅先生在《杨慎评传》中写道:“杨慎……逐步认识到程朱理学的虚伪和陆王心学的弊端,他认为‘经学之拘晦,实自朱始’,‘新学削经铲史,驱儒归禅’,对学风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于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一同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林庆彰先生云:“明初以来,朱学的势力笼罩整个学界。至明中叶,起而反动者,有陈献章、王守仁、杨慎等人。献章、守仁,从义理上与朱学立异,遂创明代心学一派。杨慎则从考证方面来反对宋学和朱学。”

 

杨慎与理学的关系颇为复杂,丰、林二位先生俱有所见,在经学方法上,杨慎重视考证,强调汉唐注疏去古未远,更接近经之本义,因而对理学说经之空疏提出严厉的批评。然而,这并不代表杨慎批评理学的全部意涵。朱子之学亦重考证,在尊德性的同时强调道问学,如若仅仅以考据家视杨慎,那么他是难以对朱子之学提出深刻批评的。事实上,丰家骅先生所引“经学之拘晦,实自朱始”的原文是“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从考证释经而论,杨慎与朱子本无根本的对立,反而认为“经学至朱子而明”。

杨慎画像 

纵观《升庵经说》,杨慎批评朱子解经的地方集中于考证上的错误,亦有批评其理学有杂于佛、道之处。不过,杨慎重经学,朱子亦重经学,二者实有一致之处,杨慎所深恶痛绝的是明代心学对经学的抛弃。

 

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谈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经犹赘也。


夫学何以异?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无文则何以为礼,无博则何以为约?今之语学者,吾惑焉。厌博而径约,屏文而径礼。曰六经吾注脚也,诸子皆糟粕也,是犹问天曰何不径为雨,奚为云之扰扰也。


陈白沙诗曰:“君若问鸢鱼,鸢鱼体本虚。我拈言外意,六籍也无书。”香山益庵陈梦祥辨之曰:“道具体用,体则天命之性,用则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实理所为,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体何尝虚耶?《六经》所以载道,一字一义,皆圣贤实理之所寓、实心之所发。以之发言,则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则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学以致其道’。书何尝以实为虚幻,以有为为妄也?其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圣人之蕴也。”呜呼!陈公此言,凿凿乎圣贤之真传,不待曲说旁喻而切于日用。是真知道明理之学也。近日讲理学者,多讳言之。”


儒教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陈白沙诗曰:“六经皆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岂儒者之学哉。

 

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明儒弃绝六经,专讲心悟而近乎禅,是程朱理学之论理体系与修养方法延伸的一个方向。杨慎所批评的并不是程朱之尊德性本身,而是反对将尊德性的理解流入佛、道之虚无中。

 

或问:“何谓道学?”曰:“天下之达道五,能行五者于天下,而又推类以尽其余,道学尽于是矣。”“何谓心学?”曰:“道之行也,存主于内,无一念而非道;发达于外,无一事而非心。表里费彻,无载尔伪,心学尽于是矣。”


故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无高远玄妙之说,至易而行难,内外一者也。彼外之所行,颠倒错乱,于人伦事理大戾,顾异巾诡服,阔论高谈,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学”、“吾心学”,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无可着摸,以求所谓禅悟,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学、心学之有?

 

在杨慎看来,儒学之道是平易的,重在人伦之行,而不在虚理。他认为,理学家所谓的道体近乎禅宗的悟道,使人茫然无所得,实有妨于儒家人伦义理的践行。因此,对儒家来说,讲述儒家正大光明之道就是道学,诚心无伪即是心学,儒学不必别立道学、心学。

 

从理学思想之路径而言,杨慎无疑要求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

 

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故高远之蔽其究也,以六经为脚注,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砑皷,所谓其功倍于小学用,世之俗学以之。

 

杨慎之所以反对宋明理学,就其根本而言,他认为理学与心学近于佛、道虚妄之学,偏离了儒家平实易行的方向。当然,杨慎并不认为理学一无是处,在许多道理的关键点上杨慎是赞同程、朱的一些主张的。这主要体现在杨慎其实遵循了宋代理学以来重在以道德评判历史的态度,并在政治实践中践行理学的道义要求。嘉靖即位之初,杨慎尚为翰林院修撰,针对当时震动朝野的“大礼议”,杨慎领衔上书嘉靖皇帝,反对张璁、桂萼在礼仪问题上对嘉靖的奉承,其言云:“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愿赐罢斥。”

 

这表明杨慎其不执有门户之见,而是唯义是适。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秦际明,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


文//收录《蜀学–湘学与儒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线装书局,2018年4月,修改后发表于《天府新论》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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