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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旸: 榕树根的孩子们|一席演讲

大家好,我是榕树根创办人李旸。我想用自己过去八年所做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陪伴成长的故事。

故事得从上世纪90年代初讲起,那时候滇缅边境的景颇族村寨里,有好多人家的全家福里都会乱入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叫乐安东,来自荷兰。




27年前,27岁的乐安东还是莱顿大学汉藏语系的研究生。他为了寻找一个语言学的空白做自己的博士研究课题,选定了景颇族的载瓦语。1991年还没有手机和电脑,他就扯着一张地图到处询问,终于找到了云南德宏景颇族聚居的村寨,在那里住下来开始研究。

他是当地人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他一进村就开始折磨村民,到处问,问得特别细。他把景颇族载瓦语的每一个语音语法都详细地记录,一点一滴地去收集,自己摸索每一条语法规律,有点像在一个黑屋子里从头去摸索。




终于,十年过去了,他完成了1700页的大部头《载瓦语语法和词汇》。这属于博士论文没刹住闸,写出这么大一部书。最后安东也因为这个研究获得了莱顿大学颁发的最高荣誉博士学位。

2007年的时候,安东变成了我的老公。我们俩因为荷兰大使馆组织的一个活动在北京朝阳公园偶遇,此处就省略一个一见钟情的故事吧。




我只记得他刚见到我的头两分钟就说了两件事,一个是说他自己的绘画和音乐创作,想在北外办展,因为那时候他在北外当荷兰语教授。第二件事,说自己是一个一不小心出生在荷兰的景颇族。

那时候我还没去过云南呢,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丫头。我毕业于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做过跨国公司的律师,也做过国际环保组织的传播总监。

我当时还挺满意我的工作,很骄傲,没有想过换一个行业,但是安东老是念叨着他的景颇老家。直到2009年春节,我才第一次有机会跟安东一起来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个滇缅边境上的景颇族村寨里。

我根本没有想到,两年之后我会把北京的房子退掉,把全部的生活家当打包成37个大箱子寄到这里来定居,更没想到会跟景颇族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景颇山寨比我想的还要美,到处都是绿的。那些老奶奶看见安东来了就像看见自己打工的儿子一样,说回来了,吃饭呀。小孩子们见到他就找他来玩,跟他们的爸妈一样。




可惜我一句载瓦语都听不懂,乡亲们聊得很嗨的时候,我就坐旁边等安东给我翻译,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那种浓浓的人情味。

安东说你也挺喜欢这儿吧。我说是呀。他说我有点想来这边定居,盖一个竹画室,每天上午创作,下午就去小学里面教教孩子。听着就挺浪漫的。

我说好啊,要真能这样也不错,我也可以自由职业,要想回北京就回北京住一段,反正在这开销很低,也不用去挣特别多钱。当时就这么一想一说,还没想过怎么样能实现。

当地的孩子们跟我熟了以后就喜欢带我去江边或上山去玩。他们都是捕鱼高手,山上什么野果蘑菇都认得,知道哪个有毒,哪个特别好吃。我过敏体质,一次爬山被毛毛虫蜇得整个胳膊全肿起来了,一个小女孩就赶紧采了一堆草药,抓进嘴里嚼,然后给我敷上,等到下山的时候我的胳膊已经好了。

我带着一些孩子画画、读绘本,感到他们的色彩感是那么好。我特想为他们做点事,发挥他们这些天分,可在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这些小孩加减乘除和拼音都不怎么会,我才惊讶地知道好多孩子在学校都是所谓的差生,上课不听讲,不完成作业,爱逃学,经常惹老师生气。

我原来没有想过这些情况会这么大面积存在、会这么多。这么聪明的孩子怎么会是差生呢?

山寨里没有幼儿园。上一年级之前他们不会汉语,他们要先学汉语,然后很快又要用汉语学数学,根本跟不上。学习渐渐地成为一件很打击自信的事,好多孩子没上完小学和初中就自己决定不念了,资助他也不行,减免学费给他钱都不去。




很多孩子告诉我了一些心事,是一些家庭的伤痛吧。好多父母不能陪伴在孩子身边,他们实际是孤儿的状态。

我其实每次从山里面陪伴完这些孩子出来再到县城,心情都很复杂。因为会看到好多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少年,比我刚陪伴的孩子大不了几岁。他们叼着烟,拿着酒瓶,在网吧和夜场里面游荡,一身酒气,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这些东西都让我寝食难安。

有一天晚上我跟安东几乎聊了通宵,我说我可能没办法就这么回北京,转回身去当作没看到这些,把孩子们忘掉。我说我觉得我在国际环保组织工作这么多年,毕竟有一点公益资源,我好像有能力也有责任要为他们做一点事情。

回到北京我就开始到处张罗,跟祥林嫂似的,开始跟人家到处讲,说我们要用最适合山里孩子们的教育,帮他们找到自我,但好像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只有少数的朋友明白我在说什么。企业和基金会看着我都很茫然,所以我懒得说了,我们就先拿自己的积蓄出来做吧。

姚建俊老师贡献他的建筑设计给我们的时候,绝没想到他后来还做了很多超过工作范围以外的各种施工指导。我们当年在没有施工经验的情况下,就这么贸然地把山挖开了,也真是够不知死活的。




我没有想到后来我们的预算超支到把积蓄全花光了,还欠了银行好几十万贷款。我们经历过雨季施工的危险,经历过黑工头卷钱,打过官司、工地闹过事、丢过东西,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曲折,此处又省略一个国贸白领成长为合格包工头的故事。

最终经过艰辛曲折的18个月,我们和志愿者,和乡亲们,和工人们一起,盖成了这座房子,当时还叫榕树根儿童活动中心。这个大活动室既是图书馆也是电影院,既是舞蹈房也是画室。上面有我跟安东的卧室、办公室,一层还有志愿者跟孩子的房间。




最开始这只是活动期间,家远的孩子破例偶尔住一下,结果没活动的时候孩子们也挺喜欢约着小伙伴来这玩,有时候专门约着来住。那个小眼神让你觉得,就是你一允许他们就好开心,所以那就住吧。结果就越住越多,也越住越久。




他们随时会来,来了自己做饭,自己铺床,就像在家一样。我们也没别的要求,通常都会准备足够的食物和被褥,只是要求他们要自己收拾干净,自己打扫整理,但这个初期真的不容易做到。

孩子们管这叫榕树根之家。他们做了这块牌子挂在我们门口,会感觉这好像是他们真正的心灵的家园。




8年过去了,有200多个景颇族孩子把这里当成一个共同的大家庭。每年大年初五是老营员聚会的时间,像是一个家庭团聚。

我特别想约那些已经长大出去打工的、平时很难见面的,只在QQ群、微信群里活跃的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真的回来看看。想看看他们还好吗,在外面打拼有些什么不容易,大家互相诉说和彼此支持一下,看看榕树根还能给什么帮助。

我的工作选择、事业选择一直都比较遵从内心,从来没害怕过换一个行业会失败。这得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搞石油化工出身的工程师。从小我就记得他们工作特别忙,但是总是会尽量地抽出时间来,认真地陪伴我。这给我非常足够的安全感,这很重要。

他们也一直鼓励我去尝试没做过的事情,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失败也没什么可怕,就重新再来嘛。但是这次的尝试还是有点超出他们俩的承受范围了,毕竟我把北京挺好的工作辞了,和安东一起搬迁到云南的大山里住,还创办一个公益项目不停地花钱,我的亲朋好友大部分都觉得我好像疯了。

因为总有没有预约的访客会突然到来,远的近的,各行各业的各种各样的人,都要问一些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榕树根之家门口不得不贴了这么一个告示,解答常见问题。




我们几百上千次地跟人家解释说:

——对,我们不影响孩子正常上课,是课外活动机构;

——不是每天来,只是周末和寒暑假,周五去接他们,周日又送走;

——200多个孩子不是每周都全来,都是周末轮着来的,每周只有三四十个孩子;

——他们来自附近的15个村寨,现在有5个老师照顾他们。

大家还经常问的是你的钱从哪来?我们会解释,我们是公益组织,一部分资金向公益基金会申请项目款,然后也上网众筹,都是公众的爱心捐款。筹资不足的时候,我们自己做兼职来贴补。

那跟孩子不收费?不收费,还得资助他们,有的还管吃管住,拿这当家一样。

那你真的就是不为挣钱吗?对。

再往下的问题就比较恐怖了。你的动机是什么?马上就得说,我不是人贩子,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搞传销,不是邪教,我们也不是间谍,坚决拥护党和政府,不想颠覆国家。

有时怎么解释都没用,人家就问你最终是为什么?就为了这些孩子能够好好地成长,能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呀。那最终呢?最终就是这个村寨也越来越好啊。那你自己呢?我自己就是想做成这个事业呀。然后就死循环了,所以解释不清就不解释。

我们最后就说,那要不您留下跟我们住一段时间就明白了。不过最有效的村寨公关还是派安东出去喝酒,村民不会理解我们讲的这个教育理念,但是喝着喝着就熟了。他们的孩子也受益嘛,反正久了就觉得这俩人看着也不像什么坏人。




榕树根的第一批孩子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跟营盘小学合作做暑期夏令营,校长在喇叭里一喊,说有外国老师和北京的姐姐来带你们玩。那时候第一次因为好奇心被吸引过来的孩子,八年以后到现在大部分都还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其实学习要用孩子觉得好的方式去学习。我们一直发现他们对学习的恐惧感很强烈,就想办法包装得像玩。我也没学过教育学,但是我就很愿意观察和研究孩子。

我发现孩子们喜欢在行动中去学,好像干讲没什么用。因此我们的方式就是,打破所有学科的分科,根本不提语文数学那些让他们害怕的词。然后大混龄,从学龄前到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常常放在一起,在一个活动中共同做事情。




这样就有家庭的氛围,比较像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比较温馨,没有什么恐惧感。对孩子也是无条件地接纳,允许他们不学习,可以随便玩,直到你心里痒痒,想跟着别的同学一起做事、一起学习为止。这样你就需要把东西做得格外有趣去“勾引”他们。

而且我也相信教育无处不在,生活中到处都是教育。比如说厨房里面挂一个厨房神,就是因为景颇族他们是信仰万物有灵的,很多家里四处供奉着鬼神。我们发明一个厨房神是为了教同学们在厨房里面的各种饮食规则,包括营养均衡、互相礼让,都成了厨房神的旨意。




做木偶戏是因为当时孩子们都特别胆小,不想参与进来,而木偶戏里面总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你不想表演你可以动手做,总有你的角色。这些木偶戏讲述的故事是景颇族自己的传统的动物寓言,是从老人那里收集来的,孩子们居然也是听安东说才第一次知道。

这里面有一半的孩子没有像以前那样,在火塘边听过自己的爷爷奶奶讲这些故事。所以我们让孩子自己做小编剧、小导演,把自己民族文化的东西又重新改编,排成木偶戏。道具、布景,还有灯光、音响都是他们自己做的。最后我们邀请村民们来当观众。




一起做一本书,是因为孩子们怕书,他们见的第一本书大多是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小时候在家里没有城市孩子的条件去读别的书,家长也不给他们读,所以书在他们的概念里就是一个逼你学逼你抄、很恐怖的东西。

我第一次说咱们看书吧,结果一抬头人就全不见了。等他们发现我翻开的是一本立体书,里面跳出来城堡,或者是彩色绘本的时候,他们才又重新围过来。

这个夏令营,我们要求做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你不是怕书吗,你会不会自己做一本书、写一本书?他们不敢。但是十天以后,每个同学都精心设计,缝制了一本关于自己的书。在这个过程里面主要是教会孩子们去探索和思考我是谁,我要什么,如何能更好地去接近梦想。




画画也一样。越小的孩子越不怕拿画笔,都很喜欢。反而大的孩子会说,老师,我不会,我画得很丑,你会笑我的。然后画到一半就把画揉了。所以画画没有强调技法,我们一开始就告诉他绘画就是随意地表达,创造独一无二的色彩和形状的组合。




当孩子们长大一点的时候,课程也在随着他们一起长大,因为他们需要面对人际交往,总是那么害羞不行。所以我们开始办远方的小伙伴夏令营,跟北京的国际学校去合作。

这些远方的伙伴不了解山寨,我们给景颇孩子一个小向导、小主人的角色,让他们带着这些哥哥姐姐坐拖拉机去赶集,教他们做景颇菜,带他们去登山,保护他们。




孩子们都很会干活,大家一起为村里修路、砍甘蔗,布置村寨的墙面,美化环境。短短6天的夏令营结束的时候,双方的小伙伴已经难舍难分,很多孩子多年之后都还保持着联系。




他们还都特别怕数学。我的发小李垚曦,她是世界魔方冠军,曾经保持过一段吉尼斯世界记录。她把魔方的教学方法的公式改造成了一些小故事和顺口溜,就很适合教给孩子们。

当我们开始跟孩子拿出魔方的时候,孩子就着迷这个色彩。当他们学会了,能在两分钟左右快速地复原六面魔方的时候,再告诉他们这里边一些几何的道理,告诉他其实这也是数学,你看你能学吧。




英语营是集结了一批年龄各异,但是英语基础基本都为零的孩子。我们设定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目标,要求他们6天之后学会六首英文歌,能够自我介绍,能够看懂一段英文的寻宝指南。

他们都不相信,说根本不可能,但是我要求他们配合,按我们说的做。我们在全浸泡的环境里设计了无数游戏和各种套路,用尽了办法,在6天之后,他们都实现了目标。这个时候孩子们都好兴奋,都high翻了。

我跟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回去不会复习,可能很快就会把这些单词句子都忘了,没关系,我只要你们记住此刻的感受。因为英语营不是学英语,只是告诉你人不要给自己设限,那些你认为的不可能,经过努力和好方法,都可以成为可能。




再长大,可怕的青春期就到了,木偶戏和英语营就根本hold不住他们了,所以街舞队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他们要酷的,那就给他们酷的。

街舞队的男孩也是景颇刀舞队的主力,现代的东西跟他们自己民族的东西毫不矛盾,都可以完美地结合。而且他们还可以产生美妙的融合和创造,创作自己的景颇街舞。




这些景颇族应该是最后的猎人了,因为自然山林越来越少,但是每个景颇男孩还是习惯性地拿起弹弓去打鸟。我们的观鸟课就告诉孩子,放下弹弓,拿起望远镜和相机,这些鸟可以一直存在在自然里。




登山也是他们的长项,他们的身体特别灵活矫健。但是在专业登山训练的那半年里,他们学会的不是登山技巧,而是团队合作、时间意识和对危险的体察和防范,还有不离不弃。




当孩子们再长大的时候就该走出去看看了,因为早晚要外出工作,他们需要把外面的世界装在心里好好地去思考和理解,也需要把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2015年做北京游学的时候,主题就叫第一次走出大山的小艺术家,把他们作为整个事件的中心。

我们邀请了几百个社会各界的宾客参加孩子们的画展和影展。为了开幕式的这场展演,孩子们自己准备了十多个节目。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我以为我是来做慈善,帮助大山里面的弱势群体,但是看完他们的展演,他们对歌舞的那种热情,我觉得很受震撼,生活里的困难好像都不算什么。





北京游学后面的行程大部分都是跟未来的职业教育准备有关,让他们提前看看梦想中的职业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比如跟艺术家一起画画,去跟乐队的音乐人聊聊工作,去跟专业的街舞社、街舞老师们去交谈,或者是了解海洋馆驯兽师是什么样的状态。




真的要准备走出去了,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景颇大山里的生活法则和逻辑跟城市里是那么不一样。景颇人通常是通知九点,结果到十点半还没出门,这个叫景颇时间。

孩子们人际交往的边界也是:一个村的人大家互相拿东西用着都不算什么,但是这在宿舍里就招人烦了。所以我们会用戏剧模拟的办法模拟好多场景,甚至比如未来他们可能在城市里遇到的误解或者是伤害。

比如人家常常说“你这么黑是从哪儿来的呀”这样的话,或者是“听说你们都特能歌善舞,跳一个给我看看呗”。说者无心,但是对他们是很大的刺激,我们都提前用戏剧表演给演出来,让他能够承受,能够知道怎样去面对,甚至包括了各种骗子的套路。




性教育也是特别重要的。他们要出去职业教育之前要知道一些两性相处的法则,关于怎么样才能追到心仪的异性,关于怎么样才能够拒绝那些不想发生的性行为。这是模拟在酒吧“互撩”的场景。




准备好了之后就到该出去学职业技术的时候了。用了一年的时间跟孩子慢慢地去规划了解自己想要学的职业,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有根据家庭现实情况是否急迫就业等等,帮他们选一个最适合的专业、最适合他学习的职校,或者是直接上岗实习的单位。

每年十个,选送这些孩子去昆明、成都、北京各个地方,去学习专业技术。他们有的会成为未来的美发师、健身教练,有的是大厨、汽修师,还有导游和幼师、绘画设计师,各行各业都有。

何胜磊就是我们榕树根的御用美发师了,每到假期的时候,全部老师和同学的头发都是他剪的。

邓社言已经在昆明的健身房就业了,当了一名专业的私教。




总的来说,这些年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是给了孩子一个妈妈想要给他的全部。因为有爸爸妈妈陪伴的孩子不会感觉到,但是没有父母陪伴的话,几乎每一个小细节每一个环节都是缺失的。他们就像我们培育的一个小苗,会因为某一个缺失突然遭受霜冻,就折掉了。当你发现有一个重大的缺失的时候,只能硬着头皮补上去。

为什么他们的爸爸妈妈不能陪伴在身边呢?在过去的60年里,从火塘织锦到现在的智能手机,景颇族就像电视剧快进播放一样,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可能几百上千年的快速发展的历程。

年轻人心理会遭受很大的挑战,现代社会进不去,传统的生活也回不去。在你特别失望沮丧又失恋、失学、失业的时候,如果你生活的环境正好是靠近缅甸边境,有廉价的毒品,这种时候就特别容易做出愚蠢的选择。不光是毒品,还有酒精、赌博这些东西。

其实在各个地方、各个少数族裔原住民地区,比如美国的印第安人等等,都会有相似的问题,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

当这些孩子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是需要有人给他疏解的,不然他就会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学着家里的人将手伸向酒瓶和毒品,让不良的状况不断地代代传递。

我们很想在中间做一个阻隔,虽然知道力量非常微小,但也在尝试。

在榕树根的夜空里总是飘着很多沉重的心事,爸爸被抓了,哥哥复吸了,妈妈伤心地忍受不了就走了,再也不回来。




当有这些心事的时候,孩子们通常是憋在心里不会说的。因为在村寨的环境和在学校都没有什么机会去谈论这些,就好像一切不存在,孩子也会若无其事的在发生事情的第二天就正常地去上学,嘻嘻哈哈,像没事一样,你就觉得他好坚强。

但是这些东西淤积在那里是不会自然消散掉的。到了青春期,压抑越重的孩子越会有严重恐怖的爆发,他们会经常做出明知道是最差的选择。所以我们经常有谈心会,就是大家一起说出自己的心事,产生一个共情,互相支撑和理解。

有时候是一对一的谈话,有时候孩子会说得非常非常地沉重,不想说下去。但是这样的释放其实都是好过压在心里,有时候他们只需要一个倾听的人。

我们做这个教育也不是为了把什么高大上的东西压在他们身上,我们是想保留景颇族大山之子的野性,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到底什么是更好的选择其实是孩子自己说了算。




中国乡村教育的困境在哪里?我想说所有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已经不能叫困境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校舍也建得越来越好了,教师的工资也提高了。即便是水平还有限,我也相信会逐渐地培训得越来越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难在短期之内解决,就是留守儿童问题。城市化进程还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父母都涌到城市去打工,乡村的创业还很难提供给他们足够的工作机会,所以大量的孩子是缺失父母陪伴的。

我觉得这是中国乡村教育最大的困境,因为它是结构性的。那怎么改变呢?

其实我们只是做过一些尝试。街舞队的这一群小土匪们,我们是从小认识的,知道他们都是生龙活虎很有创造力的一群孩子。可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学习跟不上,在学校也没有什么成就感。




在荷尔蒙的作用下,基本上是一听到打架就两眼冒光,经常打完了就是一半在派出所一半在医院,这样子下去总是不行的,总是为害一方。

在我们发现他们特别喜欢跳街舞之后,就给他们成立了街舞队,然后还到处去找街舞老师,终于辗转听人介绍找到了刀瑞老师,他听我们讲了很多这些事情以后一言不发。

我还刚想说给他筹一些课时费,可能不多,但是您别嫌弃。结果刀瑞老师手一摆就说,李旸老师,请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不为钱教舞。那以后的一年半,他和二十多个宏舞社的小兄弟们就都当志愿者,经常来榕树根,每周末风雨无阻往返三个小时的车程来教孩子们。




孩子们也很争气,从来没见过他们这么认真。课前就来等着,课后非常努力地练习。他们现在也上过很多的大舞台了,北京宋庆龄故居的展演,上海电视台的录制现场,还有成都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的赛场。




但是其实他们心里面最最珍重的还是村寨的舞台。很多家里过婚礼、进新房,还有春节的时候,都喜欢邀请他们去演出,他们就成小明星了,忙的时候还得排档期呢。我们发现了他们骄傲的转变之后,就给他们办了一个“金盆洗手”仪式。




这些孩子其实是很想在乡亲们面前证明自己,扬眉吐气的。金盆洗手,发表洗手誓言,基本上都说我要去戒烟,少喝酒,不再欺负别人,不打架。也有人说出自己的梦想,要当街舞老师,要做生意,当老板,还有一个孩子说我想把我们的村寨建设成一个没有毒品的寨子。




当街舞老师不用再过来的时候,他们就自己练习,并且还能教小弟弟妹妹们,他们也成了街舞老师。但是长大不容易,即便是金盆洗手之后,还出过好多事。

孩子们在不良影响之下经常有反复和曲折,但是街舞队这样一个成长共同体的意义,不仅是让他们说了就做到,更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一个不离不弃的团体。每当有一个孩子做傻事的时候,兄弟们会把他拉回来,不让他坠落。

另一个孩子的故事。珈枫是从小就非常突出的一个小学霸,她爸爸妈妈对她也很好,家庭也很幸福,想把她送去怒江一个重点学校学习,脱离不好的环境。可是她小学刚毕业,12岁就要独立去远方求学,要独立生活,一下从班里的前几名到了最后一名。

她第一次考到零分就很伤心地给我打电话,说怎么都追不上那些功课,觉得好孤单,没朋友,很想回来。父母就会说,你怎么那么不坚持,我们那么努力才把你送去的,再坚持一下。她也无法跟父母说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问题。




当她一年之后各种努力地违反校规,终于成功地被开除回来之后,她整个人都是颓废的,嘻嘻哈哈,不想面对真实的问题。我们给珈枫很多角色,包括让她当舞蹈队长,包括发现她喜欢做服装的时候发给她缝纫机和彩布,有的时候也会坐在一起长谈很久很久。

渐渐地,珈枫就从自己善于做的事当中逐渐找回了自信,又变回了原来那个古灵精怪又快乐的珈枫。她的领导力也蛮强的,带着同学们做了好多事,包括她想要带着女孩子们一起成立景颇服装工作室,把景颇传统服饰放在网上卖。

珈枫因为执着地追求艺术梦想和工作室的公益创想,获得了联合国妇女署颁发的女童行动奖。现在珈枫考上了云南艺术学院附中,就读于昆明。在她家里的墙上到处都是绘画的习作。




这是一幅珈枫的近作,她自己阐述的创作意图是,“目瑙示栋和犀鸟可以算是我们景颇族的图腾了,把我们凝聚在一起。那些美丽的罂粟花,却是夺走景颇族灵魂的东西。”




有三个大厨在昆明学习有成,其实才是高一放暑假,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想向乡亲们展示自己的成果。于是就自己策划了一个宴席,做了五六桌去款待乡亲父老。




他们很紧张,前一天就各种做预算,去采购准备,当天累得满头大汗,生怕奶奶们觉得不好吃。结果当他们把精美的摆盘和一些新式的菜品端到桌上的时候,很多奶奶都热泪盈眶。

有一个老奶奶举起酒杯跟我们说了好多话。她平时从来都是沉默寡言的,这一次她就像发表一个演说一样,她说,如果不是你们在这儿,这些孩子早成了大烟鬼,他们就会像我的儿子一样,现在还住在牢里面。

奶奶其实不识字,一句汉语也不会,她没上过学,但是她比很多上过许多学的人都更懂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职业教育大家不应该对它有偏见,因为教育是实用的,为生活而服务。我们的职业教育计划还被省教育厅列在他们政研报告的优秀案例里面。

我们能够长期有效地帮助孩子,也是因为有许多许多的志愿者,不断地在对孩子进行各种各样的心理支持。非常感谢150多位散布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实地或远程地为我们提供帮助。




干翁也是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了三年的景颇族同事,他还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开了一个专栏,用非常个人的视角去讲述景颇的各种故事,讲得非常生动。




公益创业就像逆水行舟,非常地艰难,但是我们希望广大的公众看到公益人的时候,不要嘲讽,或把他们当成怪物,其实他们就是机缘巧合下做了一些自己的人生选择。

我们每个人可能不一定有机会去全职做公益,但其实公益就是每个人做一小点。也许是支持一个公益组织,也许是花时间做志愿者,也许都没有,但只是转发和关注这些孩子真实的需求,真正尊重他们,而不是去消费他们,就足够。

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像妇儿工委很多政府部门都已经看到乡村孩子、留守儿童需要陪伴这件事情。国家已经开始在各地去兴建类似的儿童之家了。我觉得我们用了八年时间跟这200个孩子积累的第一手的案例,是可以给很多很多同行、给各地做乡村教育的人一点启发的。

当初我们决定离开北京来这里做这样一件事,不就是因为被孩子们的笑容打动吗?我们想把孩子们这种笑容一直留下去。如果这么好的孩子后来变得不快乐了,学坏了,我觉得那是全社会对他们共同犯下的罪。




寒门贵子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讨论,因为穿越社会阶层从来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帮助榕树根的孩子不是想让他们都出人头地,而只是想让他们按照自己想的方式去生活,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

我想说如果他们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无论生活对他们再残忍、再荒诞,他们都有本事报以一个微笑。榕树根的孩子还在长大,故事只能越来越精彩,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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