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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剂量溯源、传承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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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论》剂量溯源、传承及展望


中药剂量或称用量,是依据传统经验为达到一定治疗作用所应用的药量。理想的剂量要求是有最好、最大的疗效,最小的不良反应。东汉末年着名医家张仲景开创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原则,由于其在遣方用药方面的独到之处,被中医界尊为医圣,其着作《伤寒杂病论》中所载医方被奉为经方。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衍变,经方用量的传承如何,今天我们是否继承了仲景的用量特点,乃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经方剂量溯源


马克思曾说过任何学科只要和数学结合起来,那么它就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可见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等基本理论和丰富的医药知识,结合临床实践,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及宝贵经验,所以说《伤寒杂病论》为集秦汉医学大成之方书,为众方之祖。然而正像秦伯未在《清代名医医案精华·自序》中写到的“夫《内》、《难》论病书也,推阐疾病之原理,以明证象及传变,是故《内》、《难》不详方药。”


《黄帝内经》内容虽然丰富,但却只述理论而颇乏方药,所载的方剂数量偏少,全书仅得十三方。虽然《汉书·艺文志》记载有“经方十一家”,但由于历史变迁,年代久远,《黄帝内经》之前及《黄帝内经》同期的一些古方书尽佚。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为现存医籍中最早记载方剂的医书,将仲景方药用量与其用量比较,可以看出经方剂量愈来愈精确。据胡晓峰报道,《五十二病方》所用剂量单位多是数量、拟量或估量性的,如枚、束、大围束、颗、杯、大如指、把、撮、三指撮等。除以上不确切的药物剂量外,《五十二病方》也采用了当时的度量衡单位,主要是长度单位的寸、尺和容量单位的合、升、斗,极少用到重量单位,无铢、两、斤。


《伤寒杂病论》中使用的药物计量单位多为东汉时期通行的度量衡单位,如重量单位、容量单位,长度单位虽有固定量值,但用以称量药物则是不精确的估量。如用尺仅使用2次(麻子仁丸、厚朴大黄汤),寸仅使用1次(蜜煎方)。估量性单位,如大枣用枚、葱白用茎、生姜用片等计量方法,因使用方便,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这些均说明了在用药的精确度方面有显着进步。药物剂量的准确化具体体现在,同样的药物组成,由于药量不同,其方剂名称及主治亦不同。如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三方即是。


从方剂与药物剂量的发展过程来看,二者也是统一的。在方剂形成的早期,药物剂量多为估量,随着方剂由单方向复方发展,药物剂量也从估量向精确进步。促使药物剂量精确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诸如社会度量衡的普及,药物贸易的兴旺,对药物功效及毒性认识的加深等。但最核心的因素还是由于复方配伍发展的需要,复方配伍要求各药按其功效在方剂中有一定的比例,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共同发挥治疗作用。



经方剂量传承


由于经方论理明畅,辨证准确,立法严谨,组方全面,用药精当,故历代医家对经方推崇备至,对经方剂量传承颇为关注。然而自汉以降,由于朝代的更迭,制度的变迁,各个不同时期所用的度量衡在不断变化。对于经方剂量的传承及折算,历代医家存在或一致或不一致的看法,影响到经方的疗效。如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中认识到的:“今人用古方多不效者何也?不知古人之意尔。如仲景治胸痹,心中痞满,逆气抢心,用治(理)中汤。人参、术、干姜、甘草四物,共一十二两,水八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以知为度;或作丸,须鸡子黄大,皆奇效。今人以一丸如杨梅许服之,病既不去,乃曰药不神。非药之罪,用药者之罪也。”研究经方剂量传承,就是要搞清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剂量与当今法定单位和数值的相互联系。


1.从文献、史籍记载继承经方剂量 历代医家对经方的继承散见于他们的着作、论述中,对经方的见仁见智,使得后世有关经方用量说法不一,众说纷纭,从而也影响了经方现代用量的确定。


1.1明、清时代对经方剂量的认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清代汪昂在《汤头歌诀》中说:“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是矣。”这种经方1两折合1钱说对后世影响颇大。1964年出版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伤寒论讲义》沿用这个观点,认为“关于剂量之标准,古今不一,汉时以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即二十四铢为一两。处方应用时,一方面根据前人考证的量制折算,更重要的依据是临床实践。凡论中云一两者,折今约一钱。云一升者,按重量折今六钱至一两不等,按容量可折60至80毫升。”以后历次全国统编伤寒论教材,历时二十余年没有吸收新的内容,仍沿此说,只是将1钱改为3g而已。


1.2日本汉方医学古方派认识 日本学者认为汉之1两相当于1~1.6g左右,如粟岛行春氏认为相当于1.6g,大冢敬节氏等考证为1.2g,龙野一雄氏考证为1.0g。此说的依据源于陶弘景,定名于孙思邈。陶弘景《名医别录》有两段文字:“古秤惟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与《汉书·律历志》“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相比,“神农秤”正好相当于汉代通用秤之十分之一,折合为现在1~1.6g。此观点一直被日本汉方医家所遵循,为日本汉方的常用量。陶氏这个计算法算出的重量特别轻,容量特别小。实际上陶氏之后,没有人按照这个计算法来推测仲景用药剂量。



2.从实物之佐证确定经方剂量 随着东汉出土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经方剂量的折算愈来愈显得明确。如果说文献记载由于历代变迁,难免会出现讹误,那么,引入实物之佐证去确定经方剂量及继承,则体现了经方用量传承上的进步。经方用量也越来越符合其原貌。


2.1根据古代货币和嘉量间接核算 根据嘉量不仅可以推算其容量,也可推算其重量。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中吸收刘复、吴大徵对出土的新莽时期文物考证结果,认为汉代1两合今之13.92g,东汉度量衡制度承新莽制制度未变,所以东汉的称量与新莽同。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个数字一般认为比较可靠。因此,1973年出版的《中医名词术语选释》、1977年出版的《中药大辞典·附篇》和1979年出版的《简明中医辞典》都引用了此说。然而不足的是吴承洛考证的是新莽时期的文物,虽然新莽历史较短,但到底与东汉度量衡制度是否一致还尚待确定,因此,其结果不够准确。


2.2根据古代衡器(权)和量器直接核算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东汉时期的度量衡资料日趋完整,由国家计量总局主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中收集了许多汉代的“权”。根据这些史料、实物核算得出数据,考古发现了一定的权、升等器具,通过考证历史典籍和文物,对于汉代度量衡折算标准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丘光明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中考证记载西汉每斤合250g(1两合15.6g),新莽时期每斤245g(1两为15.3g),东汉每斤合220g(1两为13.8g)。


今天对于经方剂量的传承一脉相承,多是依据历代医家之说,如今天的经方1两等于1钱说,即是依据李时珍、王昂等的说法。同时对于经方的剂量也侧重恢复其本来面貌,结合对出土东汉文物衡器、量器考古发现的测量,从实物佐证方面对经方剂量予以确定,这也体现出今人对古人在经方剂量上的继承与发展,如吴承洛、丘光明从史料文献记载和实物佐证两条途径考证了东汉的重量折算。科学的态度是如实再现经方原貌。但中医界不少医家却把《伤寒杂病论》方剂量的史实及其剂量是否适用于今人的疑虑,与个人使用其方剂量的习惯相混淆,结果是以主观的臆测取代了史实的考证。笔者认为,应参考度量衡考证研究,实事求是,真正体现经方本来面目。通过与考古及计量等学科相关部门的合作,为古今剂量折算提供理论数值,这样才能做到经方用量的真正传承、发展。


经方剂量研究展望


笔者相信随着对经方剂量的科学、实事求是的研究,经方剂量之争肯定会达成共识,因为经方剂量的原貌是唯一的。经方历经1700多年应用不衰,依靠的是其疗效,而中医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要解决的依然是疗效问题。对于医学界来说,疗效就是硬道理,而中药剂量无疑是决定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经方剂量研究的价值也正是立足在经方疗效基础之上的。如果国家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应用现代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的科技知识,对仲景经方中中药及其剂量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对经方的应用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举措必将会进一步提高经方治疗疑难重症的疗效,使经方的运用更具有广阔的临床前景和应用价值,而且对中医临床用药组方具有一定的参考指导意义。



本文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原中国医药学报)》

2006, 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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