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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老师的木箱

陆天明

每当听到小雨滴答到院子里那棵山楂和海棠树上,客居北京已数十载的我总想在窗前呆站那么一会儿。这不仅是因为较为干旱的北京很少下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小雨,也不仅是因为它总让我怀念起青少年时期在苏北在上海度过的那些个青涩岁月,更多的倒是它的恬静和散漫、从容和豁达、持久的含蓄和极为谦和的广阔、不露声色的执着和静悄悄地精进博取渗透……总让我感到它冥冥中演示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昭现世间一种生存景象。不必疾风暴雨。也无须电闪雷鸣。貌似与世无争,却坚定地守望着润泽着“麦田的未来”。

它总能让我想起十四五岁时,在皖南山区插队,被调到乡中心小学任教后,跟我同宿舍的一个胡姓教师。胡老师大约三十出头,中等身材还偏矮偏瘦了一些。厚嘴唇。大脑袋。背略有些罗锅。一直单过着。学校里有一些同事不怎么瞧得起他。经常拿他的一些生活琐事上的“陋习”开玩笑。他从不“反击”,甚至都不会立即转身离去。大概是因为我和他都教低年级,校领导把我俩分到一个宿舍里,方便我俩“切磋教艺”。但即便对我这样一个几乎只有他一半大的小同事新同事,他也不会做一点“嘘寒问暖”的事。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就见他在一盏油灯下写着什么。写在各种各样的纸片上。然后锁进一个肥皂箱里。也不许我们碰他这个箱子。时不时能看到他把一卷这样的纸片放进一个土布做的袋子里,带到镇街上的邮局去。过上一段时间,又能“感觉”到他从邮局把这些纸片又带回木箱里。应该是被人退了回来。于是他越来越瘦。脸色也由黄泛了青白。

一次寒假后,他没能及时返回学校销假。随后便传来消息,他得了肺结核。咯血。肺上出现空洞,不止一个。那时候,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人们不再像三四十年代那样把这个病视为不治之症,但在远山区这样贫困落后的地方,却几乎仍然没有治愈的可能。人们开始淡忘他。学校甚至都准备收拾他的“遗物”了。他却突然出现在了我俩的宿舍里。说话都带喘。瘦得没个人样。他嘶哑地告诉我,他活不到年底了。他是来料理自己的后事的。

他从床底下拽出那个肥皂箱,请我帮他搬到后山上去。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但看他一副恳切的模样,还是在小雨的泥泞中,替他把木箱扛上了后山。然后他就点着了箱子里的那些纸片。我以为他是彻底自暴自弃了。开始怜悯他。想劝慰他几句。却看到他眼睛发亮了。在火光的映照下,他脸上的神情实实地呈现一种少见的欣慰。然后他就跪下了。跪在泥泞中。做出一副默默祈祷的模样。在我帮扶下,他踉踉跄跄地站起,说了声:“谢谢你,小陆,帮了我最后一把。”随后说的话简直让我惊呆。他说:“我希望真的可以带着这些底稿,到那边去,继续写完它。”“写完它? 带到那边去?”我瞪大了眼睛问。“当然。我教了这么些年的低年级,还是有一点体会和想法的。我一直想把它们整理出来。现在只能希望真的能够带到那边去完成它了。”他自嘲般地微笑了一下,又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我俩都不再作声。看着小雨把纸片里最后一点火星子淹灭。他才说了句:“现在可以了。可以了……”

后来他再也没回到乡中心小学里来过。应该是到“那边”去了。

那天给少年时期的我的震惊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它突然在我眼里推开了一扇窗或门。这是通向无数极平凡极普通的人的心灵的门或窗。我愧疚自己也跟那一些曾经瞧不起他的同事一样,瞧不起过他。就像我们常常会忽视淡漠无数像小雨一样悄没声地活着的普通人一样。暴风雨的摧枯拉朽,海燕似的刺穿乌云雷暴翱翔,固然值得关注和赞美,而那些灰暗的水泥和砖块则无法让一座大厦呈现金碧辉煌。但正是这一块块灰暗的水泥和“粗陋”的砖块以它们另类式的坚韧和执着,甚至还可以说“牺牲”,构筑起金碧辉煌的底架。

我们看到“普通”的伟大了吗?

我们真心承认“普通”之不可或缺了吗?

我们实实在在地愿意用自己的成功去为无数个“普通”作出的牺牲,付出的代价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弥补吗?

我问小雨。它依然悄悄地淅沥着。不声不响地滴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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