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誓碑与不杀士大夫 - ag官方网站

宋太祖赵匡胤誓碑与不杀士大夫

明代学者叶子奇有言:“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宋朝文不如汉,字不如晋,诗不如唐,独理学之明,上接三代。”(《草木子》卷4《谈薮篇》)理学何以产生并辉煌于两宋?我们现在做宋代理学研究,既离不开哲学——观念史进路,同时也要重视历史——思想史进路。晚清史梦兰有首宫词:“庙享钦遵四孟时,牙盘别设踵唐仪。太常礼毕群班退,夹室焚香读誓碑。”(《全史宫词》卷16《宋》)以“不杀士大夫”为核心内容的“宋太祖誓碑”(又称“宋太祖誓约”),正是落实历史——思想史进路的一个好题目。

现代学术史上,张荫麟1941年发表的《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重庆《文史杂志》第l卷第7期),开启了这一研究的先河。人们也大多知道“宋太祖誓碑”主张善待知识分子,可截止到2010年,70年过去了,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却不到10篇。这里,我们从两个人的三篇文献说起。

第一个人是两宋之交的曹勋(1098—1174)。1126年靖康之变,金人俘虏了徽宗、钦宗父子,押送到金国,阁门宣赞舍人曹勋是徽宗的随从。途中,曹勋从燕山逃走,徽宗让他转告康王赵构:“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松隐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3页)后来,曹勋的《北狩见闻录》又复述了这段话,但把“誓不诛大臣、言官”换成了“誓不诛大臣、用宦官”(《学海类编》第2册,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107—1108页)。曹勋这两篇文献所说的,史称“徽宗寄语”。

第二个人是南宋的陆游(1125—1210)。《避暑漫抄》旧题陆游所撰,其中说道: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錀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勑。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錀,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秘史》)(《丛书集成新编》第86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版[未署出版年],第668页。据明代稗乘本排印)。

以上三篇文献,曹勋的《进前十事札子》、《北狩见闻录》最早记载此事,陆游的《避暑漫抄》记录得最完整。曹勋只说有誓约,陆游则说誓约刻于碑上,还提到曹勋带回来徽宗寄语,可证陆游所引的《秘史》晚于曹勋写的两文。“誓词三行”实则两句,究竟“柴氏子孙”一句紧要,还是“士大夫”一句紧要呢?清代学者袁栋指出:“虽有三语,其实止一语也。末行是总束语,中行是陪衬语,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于小儿,原有歉于隐微,故为是誓碑,而其忠厚处实过于六朝五代远矣,宜其享国久长哉。”(《书隐丛说》卷6“宋祖誓碑”条)后世议论“宋太祖誓碑”,倒是多以“不杀士大夫”为中心,也很少涉及到用不用宦官之事。

誓碑“本来”刻于建隆三年(962),那时赵匡胤刚刚立国不久,但为什么将近160年后,人们才“开始”知道它呢?仅仅是因为保密措施做得好吗?有学者认为:徽宗作恶多端,为了弥补罪过,于是编造了这个故事;也可能是曹勋杜撰出来的,目的是让赵构合法地继承皇位。这些学者还以北宋杀了很多文人,断定“宋太祖誓碑”根本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最近,笔者在《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发表《“宋太祖誓碑”的文献地图》一文,裒辑了七条南宋时期的直接证明材料,还发现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元修《宋史》兼含直接、间接证明材料的双重属性,所以认定“宋太祖誓碑”存在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

退一步,跟是否刻过那块高七八尺、阔四尺余的誓碑相比,誓约主张“不杀士大夫”才是关键,因为它实实在在造成了众所周知的“赵宋家法”。邵雍有句“五事历将前代举,帝尧而下固无之”,并自注:“一事,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事,以据天下,在即位后;三事,未尝杀一无罪;四事,百年方四叶;五事,百年无腹心患。”(《击壤集》卷15《观盛化吟》之二)小程亦云:“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二程遗书》卷15《伊川先生语一》)邵雍、小程是北宋人,当时谁也不知道有“宋太祖誓碑”这回事,但他们何以都说本朝得以超越古今,“不杀士大夫”是个重要原因呢?

“宋太祖誓碑”流传开来以后,影响深远。王夫之说过:“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宋论》卷1《太祖》)顾炎武写道:“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日知录》卷15“宋朝家法”条)

张荫麟前面那篇文章指出:“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钜。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张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于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有宋一代文化繁荣,理学昌盛,成就了汉唐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这跟 “宋太祖誓碑”繁衍出“不杀士大夫”的制度设计是密不可分的。

赵普是辅佐赵匡胤拿下江山的开国元勋,相传他说过两句名言:一句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李衡撰、龚昱编《乐菴语录》卷5),另一句是“道理最大”(沈括《续笔谈十一篇》)。赵普的两句话,加上赵匡胤的“不杀士大夫”,君臣两人说的这三句话对两宋道学的兴起与发展产生过作用吗?如果产生过,这种作用能否从制度层面来界定呢?如果能,又如何界定呢?笔者以为,倘若历史—思想史进路解答好了这些问题,既让抽象的格言“下乡”到历史中间,又让具体的故事“上山”到思想高度,未来的宋学研究定将长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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